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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马上再问一句：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言语艰涩，就叫作仁了吗？）孔子最简单的回答可以是：其言也訒者不必仁，仁者其必訒矣。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3页。[8] 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

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27] 思想与哲学一样，都是后兴的说法。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我们读中国的名家、墨家、儒家中荀子的思想，也可明显感觉出与孔孟老庄不同，他们关注研究和探讨自然对象。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否是哲学的开端呢？是否是哲学对于宗教的突破呢？周人虽然认为天难信、天不可信、天命靡常，但周人并未怀疑和否定天命。

它仍属于成长，而不属于突破。在一般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被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的事件，基本上都体现了哲学对于宗教的否定或突破，即往常被史官们采用天命神学解释的地方，现在则采用自然哲学――阴阳、五行、和同――的解释。以礼为中心的诸种社会性规范，最终具体而微地落实到主体身体性的修饰、仪式和行为上，这是一种以身体为支点的社会建构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本体性和西方思想中存在这个本体性概念是一样的。嗜欲的危害性为先秦思想家所普遍认识到：一是腐蚀肉体。因为身体是主体的基础性、现实性环节，社会制度和文明生存方式的建立，首先要规范的便是主体的身体———身体的自然人化，具体地说，就是身体仪容、行为方式等的规范化。作为先秦思想的主流，儒、道两家在对待人的形躯之身的态度上显然有着共同认识，那就是对身体的肯定和尊重。

礼崩乐坏、人性分裂、残生伤性、以身为殉的现象频仍。这有别于宗教主义的死亡观念，虚构、渲染人死后的可怖情景，进而宣扬为来世的幸福而痛苦地折磨现世中人的身心。

所谓本体就是指一切的依据和最后的实在。礼代表着整个宗法式社会生活和个体言行的政治性规定，其根本作用在于使人们的生活进入一种有秩序的生存状态。从这句话看，它扼要概括了先秦时期古人认识论的基本向度：一是远取诸物，二是近取诸身。人们从饮食到起居、生理卫生到心理卫生、养形与养神的关系到养生的实践方法等都作了具体而微的探讨。

总之，从主体的生理存在环节———身体，建立起社会性的秩序、规范就是礼的要义。一方面礼是政之與，即作为一套规范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体系，是一套上自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国关系，下至百姓婚丧嫁娶起居的规范准则。在儒家看来，人活一世，若有此三者传于世，就可以善终、安息，这是生之最大幸福。自然之气的凝聚与散逸，便构成人之生与死。

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与此相比，医家的态度更为切身。

凡此说明，文明的飞速发展走向了它的反面。为此，要理解好一个基本的思想史论题，这就是贵身与尊心的关系问题。

以《周礼》为核心的先秦礼制、礼仪体系尽管繁复，但它的精神实质在于，将以尊卑、上下、贵贱为内核的宗法等级制生存体系和忠、孝、节、义这一套社会伦理观念还原、落实到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个体的身体性的亲履行为上，从而使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公民日常行为规范融为一体。于是，哲学如何让人类实现对死亡可怖性的超越，让生人不活在终有一死的死亡宿命的阴影之下，进而让生人乐生、惜生!这便是对生命极大的人文关怀。《庄子》谓：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吕氏春秋》则专列有《贵生》篇论生命的养护。贵身论的出场是先秦时期人文觉醒的思想表征之一。除非有烈士之勇，大多数人对死亡充满着恐惧。

总之，贵身论大抵可以被视为先秦思想家们的一个根本信仰。道家所谓退身、忘身等亦须辨析。

这种保身全生观念仍然是沿着杨朱重生思想的路线走的。春秋晚期以降，伴随着牛耕、铁制农具的运用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度逐步确立。

三、贵身与尊心的关系当然，在先秦思想史上，约略从春秋晚期始贵身论遭遇到了新的思想史语境。贵身的基本涵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身为天下贵。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这一点上，它既不同于形形色色的纵欲主义思潮，也有别于宗教禁欲主义，在养生实践上则有助于避免享乐主义和苦行主义的双重极端。人生的最大悲哀不是死亡的终究要来临，而是在短促的生之中所创造的价值和意义太少。应该说，在先秦思想史中贵身是第一位的，至少它与尊心可以相容。

如果说春秋晚期前，贵身论中的身完全可以指代生命本身，那么春秋晚期以降，生命存在被分割成身、心两部分，乃至进入了以心为中心的时代。基于这种认识，庄子主张以达观心态对待死亡，大可不必悦生而恶死。

二、 惜生之情正因为身体具有的本体地位，故而身体的价值性就被放置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保身全生、优待生命被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而作为两大经典文本，《周礼》和《周易》正是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性自觉的思想表征，是主体之人自觉地依据对切己的身体经验的自我理解，来探索社会（人道）和自然（天道）而凝结成的两大知识性成果。

原始神秘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按照天道远，人道迩的法则分离，人道系统逐步独立。孟子云：守，孰为大？守身为大。

这表明，《周易》对天地自然的思考始于对身体经验的观察与体悟。这意味着身体的经验是中国古人认识得以发生的前提之一。这将身体之患放置到人生大患的高度来予以关注。先秦诸子普遍认为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人性不可缺少的属性。

只有当社会成员都忠实地按照与其身份、角色相一致的礼法规定来修饰及扮演相应的行为、仪式时，一个尊卑、上下、贵贱分明的、有等级的、有秩序的生存体系才有了其感性的现实形式，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尚书》作为儒家早期经典就已把厚生与正德、利用、惟和并列，提出治国为政的基本理念之一，即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表现出对人肉身生命的深深尊重。

身不再被视为人存在的唯一的本源和依据，相反，心被视为更具本体意味的东西。庄子本人便是这种顺乎天情的死亡哲学的实践者，其妻死，箕踞鼓盆而歌。

这就把男女构精这一世俗的生命孕育现象与天地万物的生成规律联系在一起了。生与死，就如同白日与黑夜的交替那样简单，看破此相，就没有必要于出生与入死处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